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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谢陛下。”杨军挺直身躯，声音清晰，“适才度支司郎中所言，确是关键。使司确曾因军情紧急，匠户待料待钱，而请秦王殿下担保，向关中数家柜坊临时借支钱帛，用于预付部分工钱。此举，第一，有陛下特旨恩准；第二，所借钱帛数目、流向、偿还计划，皆由使司稽核房详细登记造册，一式多份，分存使司、秦王帅府、民部及御史台备案，透明可查；第三，所有钱帛发放，皆与匠户登记、原料领取、成品验收数量严格挂钩，环环相扣，相互印证，杜绝虚冒；第四，战后将由民部依册本息偿还，不动用常例国库。此乃非常时期，为快速动员民力、保障生产不得已之策，一切皆在严密的账目与流程监管之下进行。截至目前，未发现任何贪墨舞弊情事。至于‘开朝廷举债先例’……臣以为，若此‘债’能换得百万利箭、稳固北疆，避免社稷倾覆、生灵涂炭之更大代价，则此‘例’开得值当！理财之道，贵在通变，若固守成例而误大事，岂非本末倒置？”

    他这番话，既有理有据地说明了借款的合法性、监管严密性和必要性，又巧妙地将问题提升到“社稷安危”与“成例变通”的高度，最后一句反问，更是隐隐指向民部可能存在的墨守成规。

    那度支司郎中一时语塞。杨军的数据和逻辑都很清楚，且皇帝确实特批过，他难以直接反驳“变通”的必要性，尤其在北边军情紧张的大背景下。

    此时，一直沉默的太子李建成忽然开口：“父皇，儿臣以为，杨侍郎所言，不无道理。北边军务紧急，确需特事特办。然苏大夫与度支郎中所虑，亦是为朝廷法度与长远计。使司之法，应急固佳，但其间分寸，仍需谨慎把握。譬如这‘规式’，是否可在保证基本质量前提下，略予工匠灵活余地？‘官定收购’，可否限定于真正奸商作乱之地区，避免动辄以行政强力干预寻常市易？至于钱帛监管，虽有多方备案，然终非朝廷常制，战后结算、账目审计，仍需民部、御史台格外费心。儿臣建议，不若由政事堂遣一两位重臣，定期巡视使司，既为督导，亦为沟通协调，以免使司孤悬于外，与各部司、地方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与摩擦。”

    李建成这番话，可谓绵里藏针。他首先肯定了使司的必要性，看似支持，实则将苏世长等人的质疑“合理化”、“正当化”。然后提出的几点“建议”——给工匠灵活余地、限制行政干预范围、加强外部监督——看似折中，实则是在一点点侵蚀和限制使司的核心权力（标准制定权、紧急处置权、独立运作空间）。最后提议政事堂派员“巡视”，更是明目张胆地要将手伸进使司，进行直接监督甚至干预。

    李世民眼神微冷，正要说话，李渊却已先开口：“太子所言，老成持重。刘政会、杨军。”

    “臣在。”刘政会与杨军齐声应道。

    “使司之法，成效已见，然朝中既有疑虑，尔等亦当虚心听取，斟酌改进。‘规式’可稍留余地，但基本质量必须保证。‘官定收购’非到不得已，不得轻用。钱帛账目，需随时备查。至于政事堂巡视……”李渊略作沉吟，“便由尚书右仆射宇文士及，每月巡视一次使司，了解进展，协调难处。使司若有重大举措或遇疑难，亦可随时报知宇文卿及政事堂。”

    “臣等遵旨。”刘政会与杨军躬身。宇文士及是刚升任的右仆射，相对中立，派他巡视，不算过分，但也确实给使司套上了一层“紧箍咒”。

    “北边军情，仍是头等大事。”李渊最后定调，“使司之设，乃为保障军需，一切以不妨碍此事为要。诸卿当以国事为重，精诚协作，勿作无谓之争。退朝！”

    “臣等恭送陛下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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